陈粹芬

　　早年经历

　　陈粹芬，1873年出生于香港新界屯门。

　　追随先生

　　光绪十八年(1892年)，她经陈少白介绍认识孙中山。出于对孙中山的崇拜，自愿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照顾孙中山的起居饮食，身兼护士与卫士，无怨无悔地与孙中山共同生活了10多年，过着流离转徙、担惊受怕的日子。

　　辛亥武昌起义前孙中山蛰居日本期间，她以妻子的名分掩护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在横滨，她与孙中山的住家也就是民主革命活动的据点，凡前来与孙中山商谈革命工作的人，包括胡汉民、廖仲恺、蒋介石等，都由她接待、安排。惠州起义(1900年)前秘密运输军火武器，联络接洽、传递情报，也几乎都由她经办。光绪三十三年孙中山先后策划4次武装起义，她都随侍左右。她陪伴中山先生，无论在日本横滨或南洋等地时，他们居住和活动的据点，接待革命同志，照顾大家的生活，几乎无微不至。从烧饭做菜到洗衣服和袜子等一切粗活儿，任劳任怨，样样都做。

　　丁未年（1907年），中山先生在广东等边界，先后策划四次起事，陈粹芬随侍左右。他到南洋各地奔走革命，她也跟随服侍。同时亲自印刷宣传品——反清檄文。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池亨吉说她“非常忙碌”、性格“刚毅”，颇有“女中丈夫”的气概。同年12月2日，中山先生亲率黄兴、胡汉民等重要党人，自河内出发，前往镇南关，亲自指挥，与清兵鏖战，不久撤退。其后，大家集会于食堂，共斟离别酒。刚毅的陈女士也不堪别凰离凤之悲，双目饱含“英雌泪”。黄三德撰“洪门革命史”记：“看见中山先生妾侍，一表人才，中山娶她十余年，昔年在镇南关起事，失败，出走安南河内，做伙头饭与众兄弟食，洗衣裳，捱尽艰苦。”

　　功成身退

　　1914年，她再往南洋庇能，与商人陆文辉合股开设树胶园。孙科第一次出国考察，路过南洋时，曾予资助，请她回澳门居住。据孙满先生云：“（粹芬女士）至1931年间，乘太古公司蓝烟通轮船回香港，当时并携带一名养女（名孙仲英）回港。前往接船者，只有同志黄隆生、黄惠龙、谭卓勋三人。暂住于九龙弥敦道七二一号三楼黄惠龙家。住了一个时期，然后迁往澳门，租屋居住。

　　至1932年孙科乃接她两母女到广州东山二沙头渔庐公馆中，并委托她料理其子孙治平、治强兄弟，就读于岭南附中。后来他兄弟二人往上海及南京念大学，她即迁河南白鹤洞，租屋居住，以便仲英走读于真光女子中学。至仲英前往檀香山读大学时，她始迁回广州东山百子路。直至广州沦陷后，迁往香港九龙之埔道长沙湾道八十号四楼。

　　1936年，蒋介石南下广州时，曾亲自托居正，代送上国币3万元，为其建筑房屋居住之用。建筑未完成，广州即告失陷。

　　1937年，仲英由檀香山前往意大利，并复姓，改为苏仲英，在大使馆中，由刘文岛大使证婚，与孙乾结为夫妇。

　　1940年，孙乾与仲英由意国带同两位儿子孙必胜、必兴回香港，与她同住九龙尖沙嘴弥敦道一二零号二楼。直至香港沦陷后，又转入内地。根据陈粹芬夫人孙子的叙述，具有爱国精神的陈粹芬夫人亲自挑扁担带孙子们上战场与日军作战。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广州。”

　　和睦相处

　　中山先生原配卢慕贞女士，与陈粹芬夫人谊同姊妹，相处和谐；晚年常相聚首，尤为难得。香邑翠亨村孙氏长房孙眉公承认陈粹芬为家族一员，名分为“孙文之妾”。

　　1949年秋，陈粹芬女士又至香港蛰居。同年仲夏，孙科（哲生）夫妇特往澳门，恭祝其母八秩晋三诞辰（按卢夫人生于清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席设文第士街私邸，当卢夫人挽陈夫人（陈粹芬时年七十有七，族人皆以陈夫人称之）携手出下楼梯时，状至亲呢，宛若姊妹，受到亲友们热烈的鼓掌欢迎（惟卢、陈二氏从未与宋庆龄有任何接触）。

　　香港辞世

　　陈粹芬女士于1960年秋，因年迈体弱多病，与世长辞，享年88岁，葬于香港九龙荃湾华人永远坟场。“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音。”总结上述种种，陈粹芬女士具有如此的胸襟与风范，真可以说集中国妇女贤德于一身了。亦无愧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位奇女子。宜乎孙氏家族无论上上下下都对她尊敬有加，孙辈咸呢称其为“南洋婆”（称元配卢夫人为“澳门婆”，称宋庆龄为“上海婆”），他人则尊称她为孙“老太太”。

　　女中丈夫

　　规模宏大的庚子惠州之役，事前军械皆由海员公会的海员秘密运输。其经由日本、美国、高丽等邮船运来的最多；以横滨为居中策应，视情势，定行止。当时陈粹芬女士独任来往船只起落密件之责。每当横滨邮船一到，她立即前往接船，上下往返，以香港方面的确实讯息，转告密运枪械的海员，同志们无不感赞她的英勇。果敢和勤劳。日本方面，因妇女上下，毫不注意，陈女士乃乘机达成其特殊任务。惠州事败，党人梁慕光来横滨，也称赞陈氏英勇不已。而她却说：“我当时传递书简，并不害怕，大家拼命做去，总有办法。”刘成禹曾题诗咏之：“望门投宿宅能之，亡命何曾见细儿；只有香菱贤国妪，能飘白发说微时。”

　　革命女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革命党人在中山先生的卓越领导下，追随奔走革命，日本横滨、南洋庇能等地一带，成为党人活动的重点据点。从那时起，陈粹芬女士毅然决然地追随中山先生，加入革命的行列，前后有14年余。她对革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然因她没有正式的名分，以及传统观念（为贤者讳）等政治禁忌，她竟成为“被人遗忘的革命女性”。就事论事，这是很不公平的。即使中山先生的侄孙孙满（德彰公之嫡长孙），谈及此事，皆深有同感。他曾展示香山孙氏家谱，所列中山先生配偶中，系以与之结合时间及年龄长幼为序，将陈粹芬女士（侧室），列为卢慕贞夫人之后，宋庆龄女士之前。或许有些卫道之士不以为然，笔者则认为史贵求“真”；无中生有，固为大忌；湮没史实，询无必要。笔者之所以罔顾禁忌，介述陈粹芬女士其人其事，主要的着眼点，并非揭发私人的隐讳，乃是在于肯定她对清季革命运动大有贡献而不忍于百年后的现今，仍未见中国近代革命史一鳞半爪，任其空白。这是当前一些孙中山研究的缺陷，实在是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