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镇（明英宗、正统帝）

　　1427年

　　出生

　　宣德二年十一月，朱祁镇出生。其生母有多种说法，暂无定论。

　　1428年

　　被册皇太子

　　宣德三年二月，不满一岁的朱祁镇被立为皇太子。

　　1435年

　　称帝

　　宣德十年正月，明宣宗崩，朱祁镇即位，改元正统。是年朱祁镇年仅七岁。

　　1435年 - 1437年

　　朱祁镇年幼，委政于阁臣

　　由于朱祁镇即位时尚年幼，所有朝政大权由太皇太后张氏主持。张氏又托付给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大臣。此期朝政运作正常，全国各地的秩序相对稳定。

　　1437年 - 1449年

　　亲政之后朝政渐乱，宦官专权

　　这一时期，最大的问题是宦官势力膨胀和边境多事。明朝洪武祖制禁止宦官干政，但明成祖即位后有所放松，到了正统朝，宦官势力渗入到国家各个领域和部门。当时的大太监王振，因得到英宗朱祁镇的宠信而权势滔天。又自正统三年(1438)开始，内部有麓川发生叛乱，外部有蒙古瓦剌部也先屡次犯边。形成内忧外患之势。正统五年(1440)后，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大臣相继离世，朝局发生剧变。明英宗朱祁镇更加依赖宦官，王振势力更涨，国家纲纪日趋紊乱。

　　1449年

　　土木堡之变，朱祁镇被掳

　　正统十三年(1448)，瓦剌部假意请求朝贡，其实是骗取赏赐。实派二千人，号称三千，以求明朝多赏。王振发现后怒而拒绝。瓦剌部也先不满，于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进犯大同。在王振的建议下，朱祁镇不顾众臣反对，冒险亲征。八月行至土木堡时，遭到瓦剌也先的伏击，朱祁镇就此被俘。后来瓦剌也先久攻北京无果，只得带着俘虏朱祁镇北撤。九月，为防也先挟朱祁镇作筹码，兵部侍郎于谦等拥戴朱棣镇之弟朱祁钰即位，建年号为“景泰”，尊明英宗为太上皇。

　　1449年 - 1450年

　　被囚禁于漠北

　　朱祁镇被也先掳走后，一直生活在漠北。不过他却不是普通的阶下囚，反而得到了瓦剌部的礼遇，甚至差点娶了也先的妹妹。

　　1450年

　　回京

　　瓦剌部也先早就有意放回英宗。是年，杨善出使瓦剌，在未经景泰帝同意的情况下，说服瓦剌也先，迎回了明英宗朱祁镇。就这样，朱祁镇结束了在漠北的特殊生活，回到了北京，但迎接他的却是新的囚禁生活。

　　1450年 - 1457年

　　被禁南宫

　　景泰帝不得不接受哥哥朱祁镇回京的事实，但不想失去皇位，便将朱祁镇以太上皇的身份软禁在南宫。同样是被禁，但比起在漠北的日子，七年的南宫生活更让朱祁镇饱尝艰苦。因此，朱祁镇对弟弟景泰帝朱祁钰十分痛恨。

　　1457年

　　夺门之变，重登帝位

　　景泰帝朱祁钰病重，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秘密潜入南宫，拥立英宗朱祁镇复辟，史称夺门之变。英宗第二次即皇帝位，改元天顺，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明英宗重新即位后，听信了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的建议，杀害了国家功臣于谦，又清洗了一批大臣。此外，将景泰帝朱祁钰废为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

　　1459年 - 1461年

　　诛杀奸佞

　　石亨、曹吉祥等人对于朱祁镇来说是“夺门之变”的功臣，因此最初对他们恩宠无比。但他们凭借此揽权争斗，使朱祁镇认识到了他们的奸恶面目。天顺三年(1459)，朱祁镇以石亨侄子石彪意图谋反之名，将石亨罢官，并罢夺门“功臣”四千多人。天顺四年(1460)，逮捕石亨下诏狱。石亨死于狱中，石彪被斩首。天顺五年(1461)，诛杀意图叛变的曹吉祥及其养子曹钦。

　　1458年 - 1463年

　　误贬忠臣

　　天顺二年(1458)，朱祁镇听信言官弹劾，将大将郭登降职，贬往甘肃立功赎罪。天顺七年(1463)，因听信宠臣锦衣卫门达的诬告，将有功于自己的重臣袁彬下狱。

　　1464年

　　朱祁镇崩，废除宫妃殉葬制度

　　天顺八年正月，朱祁镇病死，年终38岁，葬于明裕陵，传位太子朱见深。他的遗诏宣布废除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宫妃殉葬制度。

　　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一日(1427年11月29日)，孙贵妃为明宣宗朱瞻基产下长子朱祁镇。次年二月，朱祁镇为皇太子，其母孙贵妃为皇后。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驾崩，遗诏皇太子朱祁镇即位，次年改元正统，尊奉皇太后张氏为太皇太后，皇后孙氏尊为皇太后。

　　朱祁镇即位之前，宫中传言，太皇太后张氏打算立襄王朱瞻墡为帝。太皇太后召集群臣，指着皇太子朱祁镇说，这就是新君，拥戴朱祁镇顺利登基。新君年仅九岁，主少国疑，众臣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太皇太后不允。即便如此，国事仍旧掌握在太皇太后张氏手中。

　　张氏地位尊崇，却不重用自家人，甚至不允许外戚干预国事。还三天两头把王振叫去骂一顿，有效地打击了王振，使得王振在她掌权的时候不敢干坏事。而当时王振并不嚣张过分，也可见张氏的眼光很远。她重用仁宣以来的旧臣，其中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颇为着名，史称”三杨“。三杨担任内阁辅臣期间，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得大明朝国力鼎盛。明人焦竑《玉堂丛语》卷七中有言：“正统间，文贞(杨士奇)为西杨，文敏(杨荣)为东杨，因居第别之。文定(杨溥)郡望，每书南郡，世遂称南杨。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

　　正统初年，太皇太后与三杨治国有道，明朝颇有一番欣欣向荣之态。然而好景不长，正统五年(1440年)，杨荣去世(谥号文敏);正统八年(1443年)，太皇太后张氏驾崩(谥号诚孝昭皇后);正统九年(1444年)，杨士奇去世(谥号文贞);正统十一年(1446年)，杨溥去世(谥号文定)。

　　随着三杨去世，太皇太后张氏薨，一直以来被皇帝朱祁镇宠信的宦官王振开始崭露头角，兴风作浪。正统朝的政治开始走入滑坡路。彼时，皇帝从少年天子长成热血青年，颇有一股安邦定国的雄心壮志，在位初期励精图治。

　　英宗北伐

　　明英宗北伐又称明英宗北征，是指正统年间，朱祁镇在正统三年(亦集乃之战)、正统六年(丰州之战)、正统九年(以克列苏之战)所发动的三次大规模北伐。

　　再下西洋

　　正统八年，明英宗命郭琰督造下西洋海船，遣下西洋和番都指挥马云再下西洋重新联络旧港宣慰司、满剌加外府、苏门答剌官厂、察地港抽分所及古里官厂，正统十三年，府军衞卒赵旺等自西洋还，献紫檀香、交章叶扇、失敕勒叶纸等物。初旺等随太监洪保入西洋，舟败漂至卜国(白古，一说甘蒲)。随其国俗为僧，后颇闻其地近云南八百大甸，得间遂脱归。始西洋发碇时，舟中三百人至卜国仅百人，至是十八年，惟旺等三人还。上赐之衣钞，令为僧于南京报恩寺。英宗复辟后欲重启再下西洋，但因张昭反对逐罢。

　　麓川之役

　　明宣宗时期，放弃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引发地缘政治地震，造成动荡不安的云南承宣布政使司。[1]

　　明英宗令南方诸省筹措粮饷，派遣南兵稳定局面，是为麓川之役。李贤撰《古穰杂录》，“谓麓川初叛，沭晟尚在，彼时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威，赦其罪抚安之，未必不从，遂轻动举兵。又不委(沐)晟，而另遣将，以致王师失利。适王振操柄逞忿，(王)骥阿其意。”出师征麓川，是一大失误，这是明代国史记录中的普遍观点。张志淳在《南园漫录》中的观点相反，征麓川不得不做的事，是一个正确决策。“夫振之恶虽不可殚述，然其主麓川一事，于国体、于利害、于忠臣义士之寃、于久远之计，自今观之，殊为有得。不然，则历今七十余年，为中外所坏，不知群夷变乱几番矣，何以能帖然如此!”张志淳进一步分析了致误之由，完全是杨士奇、王恕单边听信沐氏子孙“隐蔽溢美”行状结果，“李(贤)遂据以为真，而以其事迁就之而笔于书，而不复考也”。李贤、杨士奇、王恕是著名的大臣，“于史、于事、于是非皆颠倒谬误，至终身莫之省”，“顾失实至于如此，然则后世将安所凭哉?良可叹也!”晚明大臣亦在文集中大骂三杨，认为三人是“一夫跳梁”“文宗罪人”开了坏头。

　　土木之变

　　明太祖北征驱逐鞑虏，定鼎中原。明成祖北伐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驱逐和防备的，无外乎漠北的蒙古。元顺帝逃回漠北，北元一分为二：瓦剌和鞑靼。瓦剌和鞑靼之间，互相争雄。因三杨及明宣宗巡逻的关系，到了正统年间，瓦剌逐步强大起来，并且时不时就南下侵扰明朝疆域。尤其是瓦剌的实权派——太师也先，经常以朝贡为名，骗取明朝的各种赏赐。因为明朝自诩为天朝上国，对于进贡的使者，无论贡品如何，总会礼尚往来，赏赐颇为丰厚，并且按人头派发。这种情况下，也先不断增加使者数目，最后竟然高达三千余人。

　　当时总览朝政的宦官王振对此颇为不满，下令减少赏赐。也先借此为名，挥师南下，直逼大同，威胁北京。皇帝朱祁镇时年二十来岁，祖母和一干老臣都已经离世，正是自己一展拳脚的大好时机，看到北方鞑子如此放肆，颇为恼恨。王振借此鼓动皇帝，建议他御驾亲征。朝中大臣劝阻，皇帝不听，一来是效仿他的父亲——明宣宗曾在杨荣的建议下，御驾亲征，打败汉王;二来为了证明自己，何况大明朝国势鼎盛，区区蛮夷，怕他不成?

　　当时，朝廷的军队主力都在外地，仓促之间难以集结。于是皇帝从京师附近，临时拼凑二十万人，号称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为了说服自己的母亲孙太后，他把年仅两岁的皇子朱见深立为皇太子，并让异母弟郕王朱祁钰监国。

　　大军出征，谁知天公不作美，大雨连绵。大军到了大同附近，发现尸横遍野，加之后方粮草供应不及，军心动摇。于是，皇帝有心撤军。王振为了顾及皇帝脸面，这个没有出征多久就悻悻然回师，太丢脸，他便建议绕道蔚州。同时，王振老家就在蔚州，要是皇帝跟自己回乡，岂不是比衣锦还乡还来得及吐气扬眉?

　　蔚州，距离大同非常近，而瓦剌大军逼近大同，可不是闹着玩的。群臣反对，觉得这样耽误时间，容易发生危险。王振不听，而皇帝体恤王振，便给了他露脸的机会。大军准备开拔，前往蔚州。

　　不料王振心血来潮，担心大军过处，踩踏自己家的庄稼，而建议按照原路撤军。等到大军行至怀来附近，辎重反而没有赶上。于是，王振下令原地驻扎等候。

　　就在怀来城外的土木堡，瓦剌大军追上明军，将皇帝等人困在土木堡。水源被掐断，陷于死地，军心动荡。于是，当也先假意议和的时候，明军上当。也先趁明军不备，发动总攻，一举歼灭之。皇帝朱祁镇被俘，王振被樊忠杀死，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等大臣战死。历史上称之为”土木堡之变“，或曰土木之变。时为正统十四年(1449年)。

　　上皇南宫

　　俘虏了皇帝，瓦剌太师也先又忧又喜，喜的是连明朝皇帝都抓住了，忧的是不知道该杀该留。倒是他的弟弟伯颜帖木儿提议，觉得明朝的皇帝奇货可居，不如留下他，好向明朝索要财物。也先觉得这个提议好，便留了皇帝一命。也想借皇帝的名义招摇撞骗，可惜明朝不同意。于谦为首的大臣们建议孙太后，国不可一日无君，何况在此危难之时。于是，郕王朱祁钰被拥立为皇帝，遥尊被俘的朱祁镇为太上皇。同时下令边关将领，不得私自与瓦剌接触，即便是瓦剌用上皇的名义，也不用搭理。

　　也先恼羞成怒，挥师攻打北京。却被于谦等明朝文武击败。北京保卫战，明军击退瓦剌。瓦剌无奈之下，退走大漠。

　　次年，朱祁钰改元景泰。是年八月，距离太上皇朱祁镇被俘，将近一年。瓦剌无法从他身上得到好处，又多次被明军打败，于是派人南下求和，说愿意放朱祁镇回去。他倒是愿意放人，可是景泰帝不高兴。

　　《明史·列传第五十八》载“于时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也先见中国无衅，滋欲乞和，使者频至，请归上皇。大臣王直等议遣使奉迎，帝不悦曰：‘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帝顾而改容曰：‘从汝，从汝。’先后遣李实、杨善往。”

　　景泰帝派了杨善等人前往查探，谁知杨善乘机迎驾，将太上皇接回来。于是，羁留塞北一年之后，朱祁镇踏上回乡之路。八月初二，他从也先的驻地出发，十四日抵达居庸关。十五日，一轿两骑，悄然进入安定门。北狩一年的上皇，终于回来了。

　　关于朱祁镇、朱祁钰兄弟的会面，历史上说法不一。《明史纪事本末》渲染说二人嘘寒问暖，彼此谦让了一番。《明实录》则只有一句“帝迎见于东安门，驾入南宫，文武百官行朝见礼。”

　　不管是嘘寒问暖，还是冷眼相对，事实上是，景泰元年回京的太上皇，从此被锁在南宫，整整七年。

　　七年里，景泰帝不但将南宫大门上锁灌铅，甚至加派锦衣卫严密看管，连食物都只能通过小洞递入。有时候，吃穿不足，导致太上皇的原配钱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些女红，托人带出去变卖，以补家用。为免有人联络被软禁的太上皇，景泰帝甚至把南宫附近的树木砍伐殆尽，让人无法藏匿。

　　就这样，太上皇在惊恐不安之中，度过七年的软禁生涯。

　　夺门之变

　　朱祁钰在位年间，重用大臣于谦等人，治理国政，颇为有序。然而为了让自己一脉世代为君，他不但软禁朱祁镇，甚至于景泰三年执意废掉皇太子朱见深，换上自己的儿子朱见济。种种作为，颇让后人诟病。结果朱见济夭折，皇储之位空置。到了景泰八年，景泰帝突然病重，卧床不起。一时之间，人心惶惶。不知道这偌大的帝国，将要由何人接掌。

　　彼时，武清侯石亨、都督张軏，太常卿许彬、左副都御史徐有贞以及原王振门下太监曹吉祥等人开始密谋拥立太上皇。到了正月十七日凌晨，石亨、徐有贞率兵千人，控制了长安门，东华门。一行人将南宫大门撞开，跪倒在太上皇朱祁镇面前，同声高呼：“请陛下登位。”朱祁镇被搀扶登舆，一行人立即赶往奉天殿。殿下的守卫大声喝止，他高喊：“朕太上皇帝也。”守卫只得唯唯而退。

　　十七日早朝时分，按照惯例，百官于五更前即在午门外朝房等待。忽然宫中钟鼓齐鸣，宫门大开，徐有贞高声宣布太上皇已经复辟。目瞪口呆的公卿百官此时无从选择，在徐有贞等催促下整队入官拜贺。时隔八年之后，朱祁镇终于再次端坐在奉天殿宝座上，重新成为了大明皇帝。

　　石亨等人破开南宫大门，迎朱祁镇复位，史称”夺门之变“，又叫南宫复辟。

　　两帝并存

　　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朱祁镇复位，正月二十一日改元天顺。

　　复位当日，他传旨逮捕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都御史萧惟祯建议以谋逆罪，处死二人。皇帝犹豫，说当年抵御瓦剌，于谦是有功劳的。徐有贞说，不杀了于谦，您复位无名。皇帝最终同意，二十二日以谋逆罪处死于谦、王文，籍没其家。随之，于谦所推荐的文武官员都被波及。

　　仓促之间，皇帝来不及罢黜景泰帝，直到二月初一乙未日，才想起将景泰帝废为郕王。因此，短短几日之内，一个朝廷，竟然存在两位合法的皇帝，不能不说是奇事一桩。

　　二月乙未，皇帝废朱祁钰为郕王，软禁在西苑。癸丑，郕王去世，享年三十。皇帝似乎还不解气，给了他一个恶谥，叫做戾。以亲王之礼，葬于西山。

　　天顺不顺

　　在《谥法》中，“英”代表着出类拔萃、聪明智慧，属于美谥，往往被赠予年少有为的帝王，但人到中年的明英宗自从改天顺为年号后，事事不顺。

　　在第四次北伐中明英宗因情报系统失灵战败被俘，九边大乱，导致“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于也先之乱,朝廷所赐玺书,尽为也先所取。”洪武永乐宣德三朝对海西的经略付诸一炬，三朝旧人皆战死，辽海藩篱尽消撤。海西财产的损失事后可以弥补，但海西旧人战死，投顺脱脱不花而活下来的海西众人通过对明初二帝北伐建立起的“天朝上国”无敌的政治形象的破灭无法挽回。明英宗心有不甘，于天顺六年,明英宗派锦衣卫都指挥金事马鉴等前往奴儿干、吉列迷、黑龙江等“女直地方买卖”欲趁机把铁岭的奴儿干迁回庙街。马鉴等人来到开原,得等候“夷人接护”,而夷人“过期不来”。后来呕罕河卫头领哈答率众到边,“诈言迎接”,至晚竟人边寇掠,过了几天,成讨温卫头领娄得率众来迎,“称说黑龙江野人与都督阿哈仇杀,阿哈又与娄得有仇”。

　　天顺元年，明英宗欲遣马云以开撒马儿罕道路补过，奈何因杀于谦苍天不予，马云因弩温答失里恐吓，逐罢。

　　遗诏废殉

　　天顺八年正月十六(1464年2月23日)，明英宗皇帝驾崩，享年三十七岁，葬于明裕陵，庙号明英宗，谥曰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

　　明英宗朱祁镇，前后两次在位，共计二十二年。三十七年的人生，七年皇太子，十四年皇帝，八年幽禁，最后八年又当皇帝。少年不识愁滋味，肆意北征的热血，加上从皇位坠落的彷徨与毫无自由的恐慌，最终失而复得，勤政处事，这样的人生不可谓不复杂。

　　明英宗遗诏，废除自明太祖开始的宫妃殉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他历经磨难之后的灵光一点。

　　政治

　　百度维新

　　因“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卫所军士则普遍力主严剿，屯守旧卫。距离边疆较远的京师二帝认为本无边疆问题，纯属有心者煽动与边臣挑衅。这就形成了底层兵民什么都知道，装作不知道(上奏也没人听，不如不说);中层将领什么都不知道，装作都知道;高层镇抚大臣什么都想知道，就是不知道。以儒家天心包容脱欢、阿鲁台、忠顺王，致使“平凉接边徼，间谍充斥”东北方向皇亲孟帖木儿被杀亦不远征，西南麓川蠢蠢欲动“念数年来征交阯、讨四川番寇，军民劳弊未甦，今莫若且遣勑谕之”。仁宣时期大量远戎的蒙汉及女真卫兵被内迁，使明朝成为一个被“”(四周都被包围)的文明。到朱祁镇继位初，情况已经发展的更为恶化，“及英宗世，先朝宿将已尽”面对仁宣遗留下来的严重糜烂的边防形势。宣德十年，仁宣闲臣太师英国公张辅奏：“臣闻备边捍患，乃国家之重务;御侮敌忾，寔臣子之当为。洪惟陛下嗣承大统，百度惟新。命大将以守边，封择廷臣而典藩郡，安养军民之心，深且至矣。近者辽东、山海、独石、大同时被丑虏侵掠，欲弃守而追，又恐乘虚而入。在我进退惟谷，在彼出没自如，譬之星星之火，不扑恐其燎原，涓涓之水，不塞恐其决堤。乞望陞下命将出师勦除之。上命行在兵部议，于是尚书王骥等会同五府奏：胡寇弗率犯我边境，来如云集，去如鸟散。虽有骁骑莫知所追，切见辽东、大同、宣府、独石、山海各处军马不为不多，但其训练无实，是以成效未臻。如开平哨备指挥使杨洪，所领军马不过五百，贼皆畏避。各处官军岂无如洪者。顾所以用之何如耳。乞命大臣分行各处会同总兵等官，精选所操官军，就选骁勇，有智畧头目，如洪者领之。”张辅期望明英宗可以百度维新，一扫仁宣不纳何福、吴高之遗策，不听底层军士白荣、范济之良言的边弊。明英宗亦积极采用韩王朱冲火或及底层军士周谅的建言。仁宣时期边防糜烂，明军士气崩溃。士兵欲御敌高层竟然嘲弄明军战力，致使西北明军气馁。正统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勑缘边总兵等官曰：近太师英国公张辅等言“残虏稔恶，皆汝等怠忽所致。然事既往矣，不复追咎。自今以后务竭心力以安边境，毋踵前非，毋贻后患。”明英宗整顿边务，遣王骥出镇夷讨叛胡，与总兵蒋贵等约：至狼心山，举火为应。贵败敌于石城儿泉，又败之于九鲁乃地。其地去镇夷三百余里。又追败之于梧桐林，至肃州亦集乃地。又追至野狐山、青华山，至黑泉而还。转战二千余里，敌众大衄。西边悉平。

　　极边第一

　　元朝末年，元朝无法控制麓川，麓川跨域威服周边政权，西至阿萨姆，东至清迈，南至掸邦，其势不下南诏。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麓川内属明朝。宣德三年麓川开始内侵，然宣德竟止抚谕，致使麓川更加肆无忌惮，逐势大不可制。正统继位后筹措制服，正统八年，明朝期望思氏能够悔悟亲身来营相见，而思机发依然内侵不止，明朝逐再发大军征讨。明朝预料大军再举思机发将奔遁金沙江戛里、大古剌隐藏，遣指挥陈仪等径趋贡章驻札，探听声息。邓登自贡章顺流，不十日至缅甸。明正统十年(1445)，为加强国防，明朝准筑腾冲石城，升腾冲守御千户所为腾冲卫。十三年(1448)竣工。时誉为“极边第一城”。徐霞客称“迤西所无”。弘治年间的移镇蛮莫之争及万历间陈用宾置八关二堡二十四屯，皆以正统十三年设置的腾冲石城为战略基础，明英宗使腾冲成为后世明朝在西南极边的力量投射中心。

　　辽海藩篱

　　洪武年间大将庄德东征，悉赖水师，借松花江以济，而鸡林(吉林)乃航行之始。吉林船厂实为明代水师之根据地，又为东征之出发点，惜乎洪永徒有开边之计划，而仁宣无远抚之决心，故仅遗船厂之史迹耳。而瓦剌趁此真空机遇大肆在女真地区扩张，众多卫所阴附也先。介于兀良哈的异动明英宗于正统十二年十月勑辽东御史王翱等曰：“瓦剌也先以追捕仇人为名吞噬诸部，往者既自北而西又自西而东，今又东极海滨以侵女直。女直自开国以来役属中国，一旦失之，是撤我辽海藩篱。唇亡齿寒，不可不虑，已勑女直卫分俾知堤备，卿等亦宜严兵为备。毋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不来不攻尚湏有恃，况其必来，必攻者乎。卿等其慎之。”不久，明英宗发现七十余卫附也先，明英宗又于正统十三年十一月八日勑谕忠于明庭的兀者等卫都督：“······尔等素多忠谨，自以文书缴进不隐。其情悉置不问，自今尔等宜严禁部属，毋与虏往来。或虏侵犯尔境，尔等备御不及，驰报辽东总兵等官，为尔量度应援，务使尔等不致失所，尔等其敬慎之。”然而因三北边患集体爆发，“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于也先之乱，朝廷所赐玺书，尽为也先所取。”脱脱不花向明朝示好放归高能，高能亲身经历的情报：“脱脱领人马，自松花江起，直抵脑温江，将兀者等卫一带头目寨子，都传箭与他，著他投顺。中间投顺了的，著车辆装去，不肯投顺的杀了。亦有走了的，寨子俱放火烧讫。有考郎卫都指挥加哈，成讨温卫指挥娄得的女儿，都与了脱脱儿子做媳妇。脱脱到白马儿大泊子去处，将都督剌塔、伯勒哥、指挥三角兀及野人头目约有三、四百人，尽数都杀了。脱脱身上得了浮肿病症，又害脚气，乘马不得，只坐车回还。留下五千人马，在木里火落等处喂马，要去收捕建州等卫都督李满住、董山等。”“收了野人女真等处大小人口约有四、五万，内精壮约有二万”。导致辽海藩篱实力大损。明英宗又在今库页岛地区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设立波罗河卫与忽鲁木卫，拱卫了明朝东北边疆的统治力。

　　异语情报

　　哈密卫，是永乐皇帝以蒙古义子所立，地位比“拟亲王”，作为明朝的跨异语域情报中心，地位非常重要。永乐命宋晟亲自驻军哈密保护忠顺王安全，又以周安为忠顺王长史、刘行善为纪善。时至仁宣年间，二帝不务远略，瓦剌以联姻的方式逐渐渗透哈密。当时明宣宗无意出兵，故而也听之任之。明英宗受张辅、韩王及王振等人的影响，勤于远略，重启锦衣卫的对外情报职能，其中主要是搜集瓦剌方面情报。不仅是锦衣卫小旗，中高层军官也会被派出境外搜集情报，命令锦衣卫，侦察地形，搜集情报及在土木之变前进行“反情报”抓捕。而跨异语言域的情报搜集任务依然交给四大皇亲之一的哈密(另外三个是洪武义子沐家、吴惠妃吴家、帝三后爱新觉罗家)，“令侦虏情报我”，由于明宣宗时期放去西边的弩温答失里在哈密发挥作用，明朝的跨异语言域的情报搜集基本在失灵的边缘，逐有土木之变。明英宗在瓦剌驻牧地见到哈密王母，鉴于仁宣时期瓦剌向明朝大量安插间谍及明军的异语言域情报失灵。朱祁镇被杨善秘密迎回时，密令锦衣卫御工投靠瓦剌。不凑巧漠北开启“无汗时代”，身为锦衣卫战略棋子的银匠看到游牧诸部开始互杀模式已经无法在漠北立足。就逃往在土木之变中担任瓦剌向导的三卫中的泰宁卫居住。时间过去许多年，明朝的皇帝也已经换了三位，而银匠也当上了泰宁卫头目。

　　振六世烈

　　明朝从太祖洪武到英宗六代人(算上景帝七代)，一共96年(1368—1464)。汉朝从高祖刘邦到武帝刘彻五代人，一共115年(前202-前87);唐朝从高祖李渊到玄宗李隆基六代人(算上武后七代)，一共144年(618-762);清朝从太祖努尔哈赤立国到高宗弘历六代人，一共183年(1616—1799)。可以看出汉唐清前期君主平均执政时间都在20年以上，这对国家的战略稳定有着重大影响。而明朝频繁更换皇帝，明朝国家战略也随之改变，永乐洪熙宣德更是一年三换，导致明朝战略在整体上崩溃。洪武山河固险亦集乃、河套、开平、大宁、吉林、麓川;建文向套北者者口守御千户所方向修大同长城;诸子夺嫡徒东胜镇、大宁镇;永乐下西洋、设奴儿干、置哈密、亲征漠北，故康熙赞曰“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然正统朝想在仁宣毁防后，仅凭一代人之心力重新创业，四面出击收复旧地，无异于心比天高。仁宣的行为无疑是浪费洪武永乐两代民力，正统的行为也无疑是再次抽掉民力，更何况是三杨粉饰将破、逃兵百万之时。正统末，云南木麓川贼酋叛，遣兵数十万讨之，东南骚动。于时浙江叶宗留、福建邓茂七、广东黄萧养相扇而起，各拥众数十万，僭号攻城，杀掠吏民。湖、贵苗、獠，两广瑶、僮亦叛。分遣文武大臣为镇守、总督、提督、参赞、协赞军务、巡抚、巡视、总兵、副总兵、参将、分守、协守、守御，每省多至数十人，少亦不下十数人。所在聚兵各数十万。浙江，侍郎孙元贞，副都御史轩輗;福建，尚书金濂，侍郎薛希琏;两广，侍郎揭稽、李棠，都御史杨信民;贵州，侍郎侯璡，寺丞□;湖广，都御史王来、李实;四川，都御史李匡，侍郎罗绮。“西至贵州龙里卫，东至湖广沅州卫，北至湖广武岗州，南至四川播州地界。夷众不下二十余万，俱已叛逆，围困贵州、湖广所属地方”，致使南方官员“乞调京兵五千、达军一千、并南京、云南原征麓川官军十万前来征剿”。后明朝调靖远伯王骥前去平叛，并按其要求选“四川精兵一万、云南精兵二万”及其他精兵“共辏七八万人，选委重将统领，会合东西夹攻，并力剿杀。”致使明军在最后一次麓川之役及土木之变时，大部分精力及视野都被牵制在南方的重启下西洋、麓川、沿海民变及内地民变等事件上，故麓川仍未彻底平息叛乱，最终以盟约形式草草结束转去内地平乱;而也先通过明朝高层内应，进攻节点选择的非常精确。

　　土木之变

　　吏部尚书王直等人认为“边鄙之事，自古有之”，只要“将士用命，必可图胜”，朝廷应以守为主，劝谏英宗“不必亲御六师，以临塞下”。但英宗不听，在京营制度、纪律、组织、后勤皆不完备的情况下，亦在情报不知瓦剌军队主力方向的情况下，诏令迅速集结军队，两日内出兵讨伐也先。明英宗本人因赛因不花、郭敬家人把伯、义州卫军王文、跛儿干、李让、施带儿、王喜、喜宁、小田儿、加失领真等人泄露边防虚实加上明军情报失灵战败被俘，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兵部言：直隶、保定等府安插达官人等，因虏寇边，乘机刼掠居民。九月八日近因虏寇犯边尔定州衞，安置达官户下人丁往往乘势为盗，刼掠人财，杀伤军民，皆因为头目者不能钤束所致。十月二十三日兵部奏：京城内外并附近地方，安插达官及平日无赖之徒，乘机刼掠，扰害良民。十二月二日顺天府达官众孛罗，因虏入寇，导之抄掠，且诱民为乱。命诛之以狥。土木之难给明朝造成近乎毁灭性打击，全凭于谦、范广、二石等文武大臣力挽狂澜。而英宗亲征失败后叫军门，杀于谦，诛范广，冷袁彬，为也先立庙。也一直为后人所指责。

　　天顺何顺

　　经历了土木堡之变及八年的软禁后，英宗在天顺年间开始任用了李贤、王翱等贤臣，又先后平定了石曹之乱，显现了英主的风采。英宗曾对首辅李贤说过他每天的起居情况：“吾早晨拜天、拜祖毕，视朝。既罢，进膳后阅奏章。易决者，即批出，有可议，送先生处参决。”

　　英宗还释放了从永乐朝就开始被囚禁的“建庶人”(建文帝的幼子朱文圭，靖难后被幽禁宫中逾五十年)，恢复宣德朝胡皇后的称号，下旨停止帝王死后嫔妃的殉葬，《明史》赞曰“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

　　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建北京于顺天府，称为“行在”。永乐十九年(1421)改北京为京师。洪熙初年，明仁宗欲迁都南京，命北京诸司仍称行在。正统六年(1441)八月，宁波知府郑恪请定都京师，改号南京，英宗从之。是年十一月初一日，英宗以宫殿成，大赦天下，正式定北京为京师，罢北京行在之称。在南京的府、部、司、寺、院、局悉冠以南京，改其官印。

　　两置年号

　　正统(1436年正月-1449年腊月)，使用十四年。

　　天顺(1457年正月-1464年腊月)，使用八年。

　　军事

　　任用边将

　　因为明英宗热衷边事勤远略，所以任命重用了一大批边将，如张辅、王骥、于谦、杨洪、石亨(石兵)、范广、蒋贵、蒋雄、赵安、任礼、刘永诚、石彪、梁智、王越、崔源、吴克忠、吴克勤、薛绶、吴宫保(吴瑾)、朱谦、袁敏等人。以及群臣举荐的马麟、李荣、刘杰、张熊、朱能、丁刚、许英、张荣、王祥、李刚、毛福寿、王昱等人。

　　英宗北伐

　　明英宗在麓川之战前曾每隔三年就对因三杨弃边而南下的蒙古各部进行一次北伐，因此爆发了正统三年亦集乃之战、正统六年丰州之战、正统九年以克列苏之战，正统十二年明军征兀良哈后明庭察觉草原异动，最后于正统十四年决定御驾亲征。

　　麓川之役

　　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由于弃交趾引发地缘地震，麓川平缅宣抚司的势力再度扩张，威胁着明王朝的统一大业，但明朝此时北方同蒙古和解，南方弃交趾布政司，东北方内迁奴儿干，西洋方向彻底废除下西洋，安享儒家盛世太平自然是对思任法的侵扰施以圣德，致使思任法越发嚣张。年少天子正统继位筹措制服。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六月，麓川平缅宣抚司长官思任法举兵内犯，制造分裂。对此，朝廷决定以武力征伐。南方诸省经过调兵遣将，准备粮草武器，从正统六年至十三年(1441～1448年)派出南兵大军“三征麓川”，直至十四年(1449年)，胜利班师，平定了麓川。其中于正统十一年(1446年)，朝廷对云南西南边境重新调整改置“三宣六慰”。但纵容降人毛胜去往孟密，破坏西南稳定，又是明英宗之过。[1]

　　整顿军队

　　明代自成祖五出漠北之后，对北部边疆的态势逐渐转化为收缩和守势。宣宗虽也曾在巡边中发生宽河之战，但都只能到达草原的边缘。政府对待北方的手段，主要是财物羁縻和“以夷制夷”。此种颓靡风气沿袭到正统中期，边境军队已经十分颓败。加之鞑靼阿台汗、朵儿只伯等已平，瓦剌通贡，西北边境几乎无事，士气更加松懈衰败。这种衰败，并不是麓川之役造成的，而是十几年间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因也先兵锋的冲击，东西蒙古各部落四散躁动。明英宗察觉到东西蒙古各部落内部事态的发展，在王骥班师后，又被其立刻抽调去驻防宁夏，巩固北部边防。三北历来为国家重地，明英宗本该通盘考虑，可惜英宗被麓川一地的胜负蒙蔽了眼睛，对这些迫在眉睫的变端毫无意识。二征麓川后，北方瓦剌已经渐渐坐大，英宗派王骥坐镇北部，这本是正确的选择。只是一旦南方稍有变动，他就立刻抽调了王骥再去南征，而将广大北部边防弃之不理。只留下勋贵二代和各镇庸将防守北疆，而当时的北方边备早已糜烂。正统元年查阅东西广备库发现明军衣袜有十四万件不合格。正统二年，陕西副都御史陈镒举报陕西屯堡士兵铠甲偷工减料。正统四年，明朝军器局发给神机营的武器铠甲大多都是残次品。京军三大营一度缺马。正统五年，总兵朱冕奉命查军仓发现粮食腐坏。正统六年，明朝大同巡抚罗亨信揭发武器走私。而不管是宣德还是幼冲的正统，对于将领腐败都没有太好的方法。亲征前期，本就千疮百孔的边备在紧急军报的刺激下，立刻显现出一片狼藉之态来。连续几天内，户部接连上奏各边缺少草料口粮，军方也急着要求调配马匹。而大同督饷侍郎沈固奏请将阳和、高山二卫及附近军屯子粒今年都改征料豆，并继续召商中盐筹集粮秣。同时，临时将增派五百民夫，临时采割青草，运往大同。这种手忙脚乱、拆东补西的后勤方略让英宗大怒，严厉斥责道：“(沈)固在大同年久，所职何事?及用粮草，輙称缺乏!”在将领骄奢、军屯被占、军资腐败、军士逃亡，大部分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加之明英宗并无统军经验，亲征结果可想而知。

　　土木之变

　　仁、宣二宗，相对于太祖、成祖二帝，可谓守成之君。而且鉴于永乐末期，明朝对蒙古阿鲁台部的连年征伐政策，国力耗损，仁宣二宗开始着手休养生息，放弃了对蒙古军事上的征伐政策，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和经济手段，维系蒙古朝贡关系。而蒙古方面，虽然仍处于分裂状态，但是却孕育着统一的因素，忙于统一蒙古的步伐，无暇南顾。在此情况下，双方极力地维系着和平通好关系。此外，二宗在放弃了军事征伐政策后，开始着手战略收缩，放弃安南、内迁奴儿干都司、解散下西洋人员。仁宣二宗对蒙古军事上的绥靖政策，为蒙古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有力的外部环境，为土木堡之变埋下了伏笔。瓦剌逐渐强大，经常在明朝边境一带生事。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率军南下伐明。认真爬梳史料，我们会发现，在“土木之变”以前就有了蒙古部落南迁的零星记载，兀良哈三卫南迁是其南迁行动的一部分。而“土木之变”时英宗御驾亲征只是明廷对蒙古各部落逐渐南迁带来威胁忍无可忍的一种积极回应。术业有专攻，自从春秋战国发明了大将的职务后，除了像马背天子朱棣一样外，天子六师一般都坐镇京师不宜轻出，王振耸使明英宗领兵御驾亲征。大军离燕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被瓦剌军追上，士兵死伤过半，随从大臣有五十余人阵亡。明英宗突围不成被俘，王振为将军樊忠所怒杀，史称土木堡之变，对明朝政治来说，土木堡之战算是一个分界线。不过单就明蒙形势而言，反倒数年之后也先被杀，瓦剌就分裂而转而向西、压迫察合台人，蒙古诸部相互攻伐。草原上再次出现与中原对峙的强主，要到15世纪末小王子(达延汗)与明交恶的时候。朱祁镇复辟后杀以于谦、范广、石亨、石彪为首的武将功臣导致明军一直未能恢复战力，坐视达延汗在16世纪初完成中兴，这又不仅仅是土木之变的结果。

　　河套之患

　　仁宣时期“不务远略”，脱欢人马虽不能深入边内，但时常骚扰明军巡逻的河套外缘，虽有白荣、范济上言，仁宣也没有重视河套在边防中的军事价值。正统三年，山西安东中屯卫百户周谅上言屯军东胜州废城，明庭逐决定整军殄灭骚扰以肃边境，正统六年，发生丰州之战。正统十四年，东胜卫废，以后因河套地区有空地三千里无人驻守，突然蒙古人慢慢侵入此地，成为以后的的河套之患，史称北虏入套。又天顺中，石彪镇大同，请置城于威宁海，不果。

　　外交

　　海联西洋

　　明太祖建国之初，既为中西文化交流遣使埃及，并派钦使到阿拉伯满觊(麦加)政府聘请精于历学专家翻译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的科学著作。明成祖更进一步建立旧港宣慰司、满剌加外府、苏门答腊官厂、察地港抽分所、古里官厂等贸易文化交流中心。明朝罢黜下西洋是从宣德开始，虽永乐也曾因宫殿大火停止下西洋，但下西洋船员及物料皆在沿海待命，而宣宗则是彻底的罢黜船队，使明朝成为一个被“”(意译四周都被包围)的文明。明英宗鉴于此，正统八年，明英宗命造下西洋海船，遣下西洋和番都指挥再下西洋，重新联络诸国。但因沿海民变而耽搁，后英宗复辟甫数月启动下西洋计划，张昭反对，下西洋逐罢。但马来西亚依然流传有汉丽宝公主的传说。

　　陆联河中

　　明英宗欲遣马云以开撒马儿罕道路补过，因弩温答失里恐吓逐回。

　　勿踵宣宗

　　根据《菽园杂记》和《万历野获编》的记载，明宣宗时有汉府军余王敏擅长踢球，皇帝爱而阉之，让他从普通的预备兵提升为内廷的阉党成员。仁宣长期轻视军士制度的建设，导致明军作为基层部队战斗核心的中低级军官素质不够、待遇留不住人心、技术(火器研发)军官数量质量都有问题等等，原本明朝卫所军士上升渠道就窄，只能通过军功及谏言等等上升，仁宣时期因轻视基层军士白荣、范济的谏言的后果则是九边底层卫所变成了一群农奴争一个上位的机会。导致明军卫所基层军官留不住人心、缺乏进取心，很难形成有继承性的军官传统，致使卫所屯田制度崩溃，时至正统三年，兵部奏报在清查三年后发现明军逃兵一百二十万有余。上(朱祁镇)尝与小臣击球，(王)振至而止。吉旦，驾在阁中，振跪奏曰：【先皇帝为一球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上愧无所容。

　　及人之老

　　明英宗朱祁镇趁着太后大寿之际给全国老年人发放福利，“与民休息”的思想，在对待老人、乞丐、刑狱、赈灾济贫等方面都有作为。全国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国家都要每年发放粮食供养，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加倍，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免服任何国家差役。这是对朱元璋时代养老政策的补充。

　　《明史·本纪第十·英宗前纪》

　　《明史·本纪第十二·英宗后纪》

　　《明英宗实录》

　　明英宗朱祁镇死后葬于明十三陵(明裕陵)。该陵墓位于天寿山西峰石门山南麓，是明英宗和皇后钱氏、周氏的合葬陵寝。 明裕陵始建于明英宗去世后的天顺八年(1464年)二月二十九日，太监黄福、吴昱，抚宁伯朱永，工部尚书白圭，侍郎蒯祥、陆祥奉命督工。参加营建的军民工匠共达8万余人。陵园从营建到完成，仅用了近四个月的时间。天顺八年五月八日，奉明英宗皇帝梓宫入葬;六月二十日，陵寝工程全部告竣。裕陵的建筑曾于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年-1787年)修缮，情况同献陵。中华民国年间，祾恩殿在战乱中被拆毁，祾恩门则于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被焚。现该陵殿门均成遗址，其余建筑保存尚好。

　　《明宪宗实录》记载当时裕陵的规制为：“金井宝山城池一座，照壁一座，明楼、花门楼各一座，俱三间，香殿一座五间，云龙五彩贴金朱红油石碑一，祭台一，烧纸炉二，神厨正房五，左右厢房六，宰牲亭一，墙门一，奉祀房三，门房三，神路五百三十八丈七尺，神宫监前堂五间、穿堂三间、后堂五间、左右厢房四座二十间、周围歇房并厨房八十六、门楼一、门房一、大小墙门二十、小房八、井一，神马房马房二十、砖石桥。周围包砌河岸沟渠三百八十八丈二尺、

　　九岁就登基的朱祁镇，是名副其实的少年天子。小小年纪就龙袍加身，如果他能好好成长的话，将来或许能够成为一代明君。但是朱祁镇偏偏长歪了，他因为急功近利，迫切想要像先皇们那样，做出一番功绩来，所以他宠信宦官，自高自大，最终也因为听信宦官怂恿，率20万大军亲征瓦剌，结果在土木堡兵败被俘，丢掉了皇位。[7]

　　史书评价

　　《明书》：终帝之世蠲租之诏屡闻，命官赈救若焚溺切身，稽其数不下矩万，亦可谓留心民事，恺悌为怀者矣。正统初，帝在冲年权总太后，小人眈眈不敢逞，故政治称小康焉。及太后崩而狐呜虎噬咆哮。帝则土木之变社稷几危，然原情揆势，盖为缵祖烈振生民计，与游畋殊而不知非其时矣。及复辟之后敬天勤民，进贤远佞。尝曰：朕小心翼翼未尝一日忘艰难时。以故明慎精严号称治平。至于礼孝庄，谥恭让，出建文后以至止殉葬嫔妃高出千古夫。帝以一人之身前后不啻径庭，盖前以未愔世故屡明彝之危，后以险阻备尝成贤明之治。古云殷忧启圣，多邦兴邦，帝之谓矣。虽然皇皇帝主身陷毳庭而卒独能返，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国榷》：英庙狃承平之后，海内富庶，文武恬熙。首事麓川，继以北伐，一时吏卒，尚有遡榆川之驾，覩石门之烈者。岂知鱼溃兽骇，为晋宋蹈亡哉。沙漠传书，惓惓郕邸，盖深为社稷计也。倏而返跸，倏而复祚，俱事出望表，史传未闻，而帝处之坦如也。权不自制，骄及勋阉，石亨几骖乘之诛，吉祥同甘露之逆。始躬决庶政，旁求耆旧，夙兴夕惕，无日忘穹庐南城时也。噫，一王振未已也，又吉祥溃之，一马顺未已也，又门达怙之，盖英主虑失其极，为人所窃。而其有败有未败者，祸有深浅也。

　　《名山藏》：上始即位十有四载，北庭两岁南宫七载，岂非天哉?自古人君忧患困横未有如上者也。其初冲年嗣统，虽赖三杨辅以简静，邪阉王振尚得干其间。复辟以后总揽明察，内臣莫敢奸外臣莫敢贪。至其释建庶人之囚，复胡皇后之号，罢殉葬之令。庙号曰英宗，不诬也。孟氏称动心忍性亶其然乎?

　　《明书》：睿皇帝幼冲嗣位中更大难，益明习于国家之故。又性至仁孝，日鸡鸣，卷冕觐天，觐祖宗，拜跪有常仪，已，乃视朝，朝退，朝母后，已，复亲政。又加之以节俭，戒侍臣勿忘南宫时。故能敬恭神人礼贤逮下而光复前烈也。至释建庶人囚，上恭让皇后谥，止殉葬犹伟。书曰，天命不于常，归于有德。夫敬德之本也，敬天，敬祖宗。天，祖宗祐之矣。

　　《石匮书》：英宗之复辟，正也。徐石乘之以取功名不几以上为孤注哉?故终英宗之世天下一亡于土木，再凶于夺门，其两存着幸百。至八年嗣统其慎其艰与正统初政相去若霄壤焉。则英宗之得力于沙漠也，不减太甲之桐宫矣。冕服奉归复正厥岂幸也哉。

　　《明史》：帝初政简静，任用老成之力也，无何嗜好。渐偏动多出入，奸监王振窥弄其间。土木之祸振盖罪通与天也。独是太祖鉴前代寺阉之患，首禁宦官典兵预政至铸为铁牌颁之各司，俾子孙遵守此其用心可谓至矣。帝之世去祖宗朝而刁珰之徒遂肆恶至此，言之可为与邑。且帝天资敏达，非桓灵怀愍比也，当时蒙尘北狩身陷虏庭，宗社且危与累卵，上天悔祸乃得返转，非常之变故谁实致之乎?恐碎糜监骨犹未足以泄朝野之忿，而误国之辜矣。乃帝绝不以为悔，旧恩眷念帷盖频施即恤予不与少替，岂宵小狐媚之技能入人肺腑而结其私，虽英主哲辟亦或堕入其彀中，而莫能勘破耶?斯诚可为寒心者矣噫。帝不幸身丁多难，两载北庭，七年南内，艰辛困苦古未有闻焉。以故复辟之后，综揽明察，内外罔敢干其纪。斯则动心忍性之明验也。惟是郕王之恶终、少保之疑狱警，既已灼知其枉而厘而正之必以待诸后人，抑独何与?呜呼，改过不吝诚未易言也已。

　　四库全书版《明史》：前后在位二十四年，威福下移，刑赏僭滥，失亦多矣，乃或胪举盛德以为无甚稗政，岂为笃论哉。

　　《朝鲜文宗实录》：尹凤“帝好游戏，至一旬不谒皇太后。且后宫争妒，宫人所出，潜相杀之。皇太子亦轻佻。”

　　《明史纪事本末》：然则挟天子者，挟一匹夫耳!邀利之心懈，而好义之心萌，郭登之言决，而杨善之说行，英皇自此生入玉门矣。故汉高分羹之语，乃孝子之变声;郭登有君之谢，实忠臣之苦节。英宗不感生还，反疑予敌。谦死东曹，登贬南都，忠臣义士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张廷玉等《明史》：赞曰：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大臣如三杨、胡濙、张辅，皆累朝勋旧，受遗辅政，纲纪未弛。独以王振擅权开衅，遂至乘舆播迁。乃复辟而后，犹追念不巳，抑何其感溺之深也。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至于上恭让后谥，释建庶人之系，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

　　历代评价

　　明宣宗：①太子虽美天资，尤湏学问。古人云，蒙以餋正。将来尚赖卿等讲论赞辅以成其德。庶几天下受福。②皇长子天性纯厚，仁明刚正。

　　张太后：皇帝聪明孝敬，仁厚刚果。

　　孙太后：敬天勤民，无怠无荒。仁孝诚敬

　　廖庄：太上皇帝冲格谦冲。

　　李梦阳：乾坤得见中兴主，日月重开载造图。

　　马文升：言天下之安危系武备之修否，我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凡私役一军，私借一马者，皆有重罚，虽有兴造竟不劳军，三十馀年海内晏然。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于武备尤为注意，故出塞千里，胡虏远遯。宣德以来武备渐弛，迨至正统，民不知兵，所以有土木之败迩。

　　蒋冕：英庙出塞征虏，诚欲为国为民剿除边患，非事廵游也，然虏未及征，已有土木之变。

　　霍韬：世传三杨入阁，极一时勋名之盛，不知三杨坏我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要安，苟且度日，卒始正统之乱。

　　郑晓：上天资英明，冲年嗣位。孝敬重闱，信任旧臣。留心学问，不喜玩好。既亲政，崇俭恤民夙夜孜孜。蠲租省役，每勤诏谕。礼祀群神，加俸百官。开举，严考察，设提学，祀宋儒，谨灾变，风宪，辑戚里。文武将相、宰执、侍从、台谏皆务择人久任，尤惓惓恤民间利病。即当北狩，本为宗社非徒巡狩已也。复辟之后殷忧启圣，敬天勤民。石曹既诛，念于岳正。进贤去奸，益加冰慎。万几精严，号称治平。若乃礼遇孝庄，追封恭让，悼念建文，友爱景帝。升遐治命言后妃礼份，止嫔御殉葬尤盛德事也。

　　赵中男：王振的专权和明英宗的无能导致了土木之变的惨败，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瞻基那些能干的老臣和经过调整完善的社会制度，几乎无力阻止这一惨败。从这个意义上讲，土木之变是宣德时期政治隐患(边疆、武备、阉祸)的总爆发，既是封建制度的悲剧，也是瞻基个人的悲剧。

　　毛主席：“《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5]

　　人民网：提到明英宗朱祁镇，人们恐怕会首先想到土木之变和错杀于谦。或许有人会对其恨之入骨，但事实上他应该不算是个坏人，他的政务处理能力也并不差，为人也很勤快，虽然有两大污点(打错一仗，杀错一人)，也并不能完全抹煞他的能力。

　　身世争议

　　《明史·列传第一·后妃》记载妃亦无子，阴取宫人子为己子，即英宗也，即明英宗朱祁镇实际上并非孙皇后所生。

　　孝恭章皇后孙氏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六朝，作为宣德朝的皇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皇太后，和成化帝(朱见深)的主要抚育人，清朝编明史多有诋毁。根据当时宣德帝年近三十尚无皇子、宫中上下都关注谁会生育第一个皇子，并且当时张太后依然在世。孙皇后当时只是贵妃，不可能做到一手遮天，佯装自己怀孕而控制真怀孕的宫女偷梁换柱的做法，在当时几乎不可能。首先，孙贵妃要先在十月之内瞒过皇帝，再得在分娩之日瞒过张太后，这两点十分难做到，而对毫无疑问地获得了皇帝专宠、并已生下女儿常德公主的孙贵妃来说，也似乎不会置将来可能亲生的儿子的前途于不顾出此下策。况且关联此事之人众多，不可能将关联此事之人一一买通，所以，孙太后盗子之说不成立。总之，只要进行冷静分析，我们就可以判断，有关孙氏夺子的说法也是难以经得住推敲和质证的。这应该是后人同情胡皇后所做的一些猜想和附会。